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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，是文字学家胡小石（1888年-1962年）逝世六十周年。在江南文脉的传承中，胡小石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。作为东南学术的代表之一，胡小石熔古文字、声韵、训诂、群经史籍、诸子、佛典道藏及金石书画之研究于一炉，特别于古文字学、书学、楚辞研究、中国文学史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。

自1921年至1928年，胡小石先后在北京女高师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南大学、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主讲“中国文学史”课程，后以《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》为题出版。除该书外，此次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，还收录有1991年出版的《胡小石论文集续编》。

胡小石（1888年-1962年），名光炜，字小石，出生于江苏南京，祖籍浙江嘉兴，文字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书法家。

在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一书中，胡小石历叙《诗经》、楚辞、汉赋、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、唐律体诗、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，条理清晰，重点突出，阐明各种旧说，不少创见，被学术界公认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。

已故考古学家、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曾说：“先生讲中国文学史，不囿于正统成见，尝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，一代有一代之风格。于周代则取诗三百篇与金文中之韵文，于战国则取离骚，于两汉则取乐府、辞赋，于魏晋南北朝则取五言诗，于唐取其诗，于宋取其词，于元取其曲，于明清取其南曲、小说与弹词。著中国文学史一书，考镜源流，阐述发展，影响至巨。”

下文经出版方授权选取自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一书《通论》的部分引言，以及《上古文学》总论部分。标题为编者所加，文中所用关于文字的插图均来自该书。

原文作者｜胡小石

《中国文学史讲稿》，胡小石著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22年8月。

中国虽说是一个富有文学宝藏的古国，文学作品的数量颇不在少数，而且各体皆称完备。每代都有新文体产生，但是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，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，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，中国人自己所出的，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。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。

不过从前虽无整个的文学史出现，许许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谈到关于文学流变的种种问题，散见于零篇碎简之内。而且其中颇有合乎近代论文的旨趣，及应用演进的理论，以说明过去历代文学的趋势的人。我们在这里要举一位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。这篇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。焦君的话，引在下面（见《易余籥录》十五）：

商之诗，仅存颂。周则备风、雅、颂，载诸三百篇者尚矣。而楚骚之体，则三百篇所无也。此屈、宋为周末大家。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，则三百篇之余气游魂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，故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，为四百年作者，而东方朔、刘向、王逸之骚，仍未脱周楚之窠臼。其魏、晋以后之赋，则汉赋之余气游魂也。楚骚发源于三百篇。汉赋发源于周末。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，及苏、李，而建安，而后历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，于此为盛。一变于晋之潘、陆，宋之颜、谢。易朴为雕，化奇为偶。然晋、宋以前，未知有声韵也。沈约卓然创始，指出四声。自时厥后，变蹈厉为和柔。宜城（谢朓）、水部（何逊）冠冕齐、梁，又开潘、陆、颜、谢所未有矣。齐、梁者，枢纽于古、律之间者也。至唐遂专以律传。杜甫、刘长卿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崔颢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，六朝以前所未有也。

若陈子昂、张九龄、韦应物之五言古诗，不出汉魏人之范围。故论唐人诗，以七律五律为先，七古七绝次之。诗之境至是尽矣。晚唐渐有词，兴于五代，而盛于宋。为唐以前所无。故论宋宜取其词，前则秦（观）、柳（永）、苏（轼）、晁（补之），后则周（密）、吴（文英）、姜（夔）、蒋（捷），足与魏之曹、刘，唐之李、杜，相辉映焉。其诗人之有西昆、西江诗派，不过唐人之余绪，不足评其乖合矣。词之体，尽于南宋。金元乃变为曲，关汉卿、乔梦符、马东篱、张小山为一代巨手；乃谈者不取其曲，仍论其诗，失之矣。有明二百七十年，镂心刻骨于八股，如胡思泉、归熙父、金正希、章大力数十家，洵可继楚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以立一门户。而李（梦阳）、何（大复）、王（世贞）、李（攀龙）之流，乃沾沾于诗，自命复古，殊可不必者矣。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，舍其所胜，以就其所不胜，皆寄人篱下者耳。余尝欲自楚骚以下，至明八股，撰为一集，汉则专取其赋，魏、晋、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，唐则专录其律诗，宋专录其词，元专录其曲，明专录其八股，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，然而未暇也。偶与人论诗，而纪于此。

从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，可得到下列种种观念：

（一）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。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。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，“汉则专取其赋，魏、晋、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，唐则专录其律诗，宋专录其词，元专录其曲，明专录其八股，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”。

（二）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。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，文学又与史学不分，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，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。头绪纷繁，了无足取。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，如楚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，均属于纯文学方面。文学的面貌既被他认清楚了，讲起来，才不至于夹杂不清。

（三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。文学为感情之表征。有人类即有感情，有感情即有文学。“虽虞夏以前，遗文不睹，禀气怀灵，理无或异。”但我们要讲的是文学的信史。须以文学之著于竹帛，而且能够确实证明是真的作品以为断。因此，我国文学的信史时代，不得不因之而缩短。焦君所讲断自商代，因为他相信经古文家之说，以《商颂》为商代作品。他并不远取《击壤》《南风》《卿云》等歌谣，甚至于葛天、伏羲时的选著，这是他的一种专崇信史的谨严态度。很可供后来讲文学史者所取法。

（四）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。每种文体，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，以后渐渐衰败，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。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，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。这种人“舍其所胜，以救其所不胜，皆寄人篱下者耳”。这种论调，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。

至于这篇中偶有误点，如相信《商颂》的时代，及苏、李诗，且把韦玄成祖孙误为父子等。但大体的主张，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

胡小石创作照。

《尚书》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

讲到我国邃古的文学，不患材料的不多，只怕材料的不真。我们首先若不建立一个信史开始的时代，随便轻信一切传说，遂不免以讹传讹。大讲其三皇五帝的文学，或甚至盘古时代的文学，若不是捕风捉影，便是自欺欺人。

上古当断自何代，真不知从何处说起。在此，暂举古人所称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迹，以作比勘之用。

《尚书》总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种，据那上面记载的时代，以《尧典》为最古，即至春秋时，孔子日常教导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，亦限于尧、舜，至《周易·系辞》传说到伏羲。但此传并非孔子所作。宋代欧阳修的《易童子问》，久已致疑。到战国时人，如庄子之类，又谈到黄帝。到了汉代的司马迁作《史记》立《五帝本纪》，亦托始于黄帝。但他同时又自认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。

至于汉代一般造纬书的人，简直谈到五帝以前开辟时事（参看《太平御览》七十八至八十一卷）。至司马贞《补史记》，于是加上《三皇本纪》。托始于伏羲。至宋代罗泌作的《路史》，集诸纬之大成，又益以道藏之说，更加上了《初三皇纪》与《中三皇纪》。他又根据《春秋元命苞》十纪之记“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，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”，这比今人动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夸的人，更张扬万倍。

从以上举的例看来，愈是时代愈后的人，所知道古人的时代愈远，其令人莫名其妙。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说的，为秦博士。他们说三皇为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，泰皇最贵。这显然是由当时一般方士捏造古事，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。尧、舜本为儒家之理想人物，于是农家如许行之徒，不搬出一位较远的神农来。及至战国之末，一般道家，又请出更神秘的黄帝来，以与儒家之尧、舜对抗。到汉代武梁祠画像，如伏羲、女娲之类，均为人头蛇身，奇离惝恍，亦“想当然耳”之人物形状而已。

即以后世相传之虞、夏书来说，教人致疑的地方颇不少。怀疑尧、舜，早有战国时人韩非。怀疑《尧典》，又有东汉时人王充。现且姑舍去史实不谈，单就文字上看来，已有几点令人不解：

（一）以文学演进的公例推去，不应较为早出的虞、夏书，反为文从字顺，排偶整齐。而较为晚出之《盘庚》《大诰》，反而“佶诎聱牙”。即假定谓《尧典》为夏代史官所追记，亦在殷人之前。试问当时用何种文字记录。大概虞、夏书之成，至早想亦不能在东周之前。

（二）《禹贡》所载禹之治水之不可信，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《中国古代史》中早已致疑。禹所谓的江、河、淮、济四条大水，以及无数小川，合计有数千海里之长。以当时稀少之人口，粗笨之器械，在几年中，能做成偌大工程。大禹真不是人，而是神了。且经近代地质学家考察，江、河原来都是天然水道，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。就是用现代技术来疏导长江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何况当时没有铁器呢？

（三）文字演进公例，由简趋繁。如《盘庚》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简单，而《禹贡》上的字，所用的偏旁很繁复。以现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为断，尚未寻出从金的字，而《禹贡》上则各类金属字都齐备。古代把铜叫作金，而把今人所称为金子的叫作黄金。殷人确能用铜，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细，有非石器所能为力的。但殷人尚未能用铁，而《禹贡》上则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都早已完备了。

不必多举，只要以上几个证据，已足断定《尚书》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。

确定信史时代，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

人类总不免有怀古幽情，每每眷顾着古时的理想黄金时代。且从前人与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，很有不同的见解。自来许多学者，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历史，觉得人类愈古愈好，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陈迹，徒令吾人追慕，不能自已。现今讲历史的学者，多觉得人类总是向前进化的。黄金时代尚在未来之时，古昔并非真足迷眷。不过聊以自慰，吾国古时儒家、道家，都喜欢举出他们古代的理想国度，借以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。正如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旨》中所说“皆务为治者也”。

夏德以为中国信史时代，宜从有《诗经》讲起，那显然是受了讲希腊史先从荷马的诗歌时代为起首的影响。若讲信史，定要以周代为断，又不免把古史时期太缩短了。

若要确定中国的信史时代，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。于此，不得不联想到举世相传那位造字的始祖，仓颉。仓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，汉代即有二说：

（一）仓颉庙碑“史皇仓颉”，此派承认仓颉为古代造字的帝王。以后罗泌作《路史》，即以此为宗尚。

（二）《说文叙》“黄帝之史仓颉”。这派又把仓颉由皇帝而贬为臣僚了。后世宗仰此说的很多。

汉碑多为今文家言。作《说文》的许叔重，其学出于贾逵，与左氏春秋毛诗同为古文家言。两说究竟以哪一种为准？至今实无从断定。总之，文字既为社会公用符号，实为社会公共产物，不能硬派一个人去享独造之功。无论仓颉是君是臣，怎能包办造字的全权呢？荀子说得好：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壹也。”假定古代有仓颉那样一个人，也不过是爱好文字者，亦非创造文字者，说他创造文字，周末人尚不承认哩！

所谓仓颉创造的字，据流传于今日的淳化阁帖中，载有一部分，好似符录一般，固然万不可信。又据《说文》秃字说，“秃，仓颉出见人伏禾中，故作秃”，说来亦觉可笑。韩非又引仓颉所造的字：

从文字学上去断定史事，此路是可以通行的。清代研究文字学的人，以道光前后为转机。前乎此者，是以书证书，如发觉宋本《说文》某字之可疑，乃从《玉篇》或《广韵》及其他古书中之引《说文》者，以证明其正谬。如段玉裁、严可均、姚文田等皆是。后乎此者，是以古器文字证书，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响及于学术界者不小。每据金文以订文正字之源流，及纠改许书之误谬。

王筠作《说文释例》每卷后之附录，实为近代文字学革命之导火线，然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攻击许氏。直到吴大瀓出了一部《说文古籀补》，始正式攻排许氏。然二三千年后的学者，能知多少古音古训，当然是许氏之赐。大约《说文》中之古文、籀文，多不可信，而篆文颇多可信的。

图画与字之区别，究在何处？

中国文字可得而征信的，大概要从殷代讲起。

夏代文字之传于今者，尽是伪托。前人辩之已详，这里不必多引。至今我们还不能证明夏代的文字，究竟是什么样字。

吾国文字，由图画蜕变而来，可无疑义。故六书应以象形为第一。但图画与字之区别，究在何处？前者是用一种形体，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动作。例如为人荷戈，为子抱孙，荷字与抱字在图画中，无此实物。只能从两种形体合成之位置上，寻出一种相当动作之意义。随后图画中之形体，一变而为文字中之名词。中国有许多名词，至今尚未脱图画范围。但名词又不能表动作，乃另造动词以应用。故动词正式成立之日，即文字对图画宣告独立之时。

古器所刻文字简约，且多用方笔，人名每用干支。这两种正为殷代文字之特点。有人谓以干支命名始于夏之孔甲，殊不知殷之远祖王亥（即《天问》“该秉季德”之该）较孔甲为早已用干支为名之例。（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，要算罗振玉氏的《殷文存》）从前人——尤以宋人为甚，设法附会图画为字形，每多讲不通之处。现在我们要还它们本来面目，看这些图形究竟有什么意义。

（一）“图腾”之选制

从殷人所遗留的图像看来，可见当时社会尚去獉莽时代不远。虽说脱离了图腾制度，然而到处尚留着这种痕迹。例如古代铜器上所刻的：